经济调控是现代经济运行的现实选择，法治控权是现代社会运行的基本规律，健全控权机制是把经济社会发展纳入法治轨道的重中之重。
如果需要，工会法律服务中心人员也担任陪审员(共计80件)和仲裁员(共计252起)。而社会整合主要通过法治推进和社会团体的活跃角色达成。
工会跟很多政府职能部门有常规工作联系，它能够接近公务机构，也能接近市场组织，即连接政府部门、法律机构、企业主和劳工。这也说明，法律处理的公正必须在实践中被人们看到，才能被人们认识、接受、相信和尊敬。这些条件使之在获得信息、搜集证据、积极协调方面可能发挥特别作用：调动法院、公安、政府(劳动部门)、媒体的资源，产生较大的联合推力促进事故解决，从而在促进社会成员个人和法律体制甚至国家体制的连接方面发挥作用。图七 工会代表谁的利益 小结 总结案例的经验，回应义乌外来工为什么愿意使用法律，可以初步提出几个定律。如同社会中形成很多蜂巢状结构，看上去拥挤在一起，但相互之间隔离。
而这些方面传统上并不是工会涉及的领域，也不是它被正式体制规制的工作职能。价值定律：如果人们看不到法律公正处理的案例，对其丧失信心，就会寻求其他极端的方法寻求公正。对于确定故意说和直接故意说，理论上最大质疑在于，普通的帮助犯在主观层面仅要求帮助者有故意即可，为何中立的帮助行为成立帮助犯却要求帮助者有确定故意或直接故意？ 诚然，中立的帮助行为不同于普通的帮助犯行为，其在处罚范围上应当受到一定的限制。
如果帮助者对他人的犯罪行为毫不知情，其帮助行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构成犯罪。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求网络服务商在第一时间一力承担审查所有的被帮助者是否有犯罪意图的义务，必然会大量增加网络服务商的人力成本和技术成本，从而大幅压缩网络服务商的盈利空间，甚至导致其根本无法盈利，最终严重制约网络服务业的发展。中立帮助行为并不会直接侵犯法益，而是通过帮助正犯的方式间接侵犯法益。也就是说，中立帮助行为所侵犯的法益，就是其帮助的正犯所侵犯的法益。
那么，刑法处罚自杀会有哪些成本呢？本文认为，除了通常能够想到的司法成本（如刑事追诉的成本、刑事执行的成本等）夕卜，它还有一个重要的成本，就是剥夺了潜在的自杀者通过合法的自杀来维护自己的自由、尊严与安宁的机会。社会相当性说以德国学者韦尔策尔提出的社会相当性理论作为理论支撑，主张中立的帮助行为属于历史形成的日常生活秩序内的行为，具有社会相当性，因而不构成犯罪。
只有采用法律经济学的思考方法，从刑罚的有效性角度展开分析，才能揭示不可替代的原因说在结论上的妥当性。下面分别考察刑法处罚这两类中立帮助行为会给帮助者带来哪些负面影响。下文将述，在学界既有的限制对中立帮助行为的处罚范围的诸多方案中，其中一种方案就是根据帮助者有无促进犯罪的意思来区分中立帮助行为是否可罚。在这个前提下，关于帮助者可否与正犯之间存在犯意联络，以及帮助者可否追求非法目的，理论上还存在一定的争议。
也就是说，刑法处罚中立帮助行为，能够有效地阻止帮助者向正犯提供帮助。在本案中，店主只是猜想到某甲买刀是为了伤人，对于某甲持刀伤人仅有不确定的故意，根据确定故意说，该店主卖刀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从理论逻辑的角度看，如果说帮助者在明知对方有犯罪意图的情况下提供帮助的行为构成故意的帮助犯，那么，在一般人都能够知悉被帮助者的犯罪意图而帮助者却因自己不够谨慎而未能察觉被帮助者的犯罪意图的情况下，其帮助行为很有可能会构成过失犯罪。由此可见，德国刑法并不要求帮助犯与正犯之间具有犯意联络。
其次考察日常性的中立帮助行为。更何况，在很多情况下，网络服务商的盈利模式并不是直接向网络服务的消费者收费，而是向广告商收费。
也就是说，只有从法律经济学的视角思考，才能为这些结论找到充足的理论依据。不同于其他的理论学说试图从法教义学层面找到限制中立帮助行为的切入点，利益衡量说抛开了法教义学的理论，而尝试在刑事政策层面进行价值衡量，代表了一种全新的思考方向。
如果刑法处罚这两类中立帮助行为的收益相同，那么基于成本与收益的对比情况，应当认为，与日常性的中立帮助行为相比，业务性的中立帮助行为的可罚性更低。不过，帮助者的预期收益不能一概而论，需要分类讨论。根据这一观点，出租车案中的司机是否构成犯罪，取决于案发当时抢劫犯能否很容易地通过乘坐其他出租车或采用其他的出行方式（如乘坐公交车、地铁等）到达犯罪地点。因此，欠缺犯意联络的网络服务商的帮助行为是否可罚，的确是一个需要慎重思考的问题。但是本文认为，中立帮助行为的中立性不仅要求帮助行为的内容具有日常性，而且还要求帮助者在加害人和被害人的对立关系中处于一种相对中立的状态。（三）刑法处罚中立帮助行为的收益 刑法处罚中立帮助行为的收益，当然就是减少犯罪、保护法益。
而在后一种场合，帮助行为基本上都是无偿的，帮助者并不能通过提供帮助来获取经济利益。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刑法》分则第198条第4款和第350条第2款以法律拟制的形式规定了对片面帮助犯的处罚。
这一点是否会令网络服务商难以承担？这个问题可以分为两个更为具体的问题：其一，网络服务商是否有能力履行审查被帮助者是否有犯罪意图的义务？其二，如果前一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这种义务对于网络服务商而言是否属于过于沉重的负担？ 首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刑罚的必要性就是指刑法处罚中立帮助行为对于制止正犯的犯罪行为的必要性，即是否存在刑罚之外的替代手段。
为此，对于片面的帮助犯是否可罚，理论上始终存在一定的分歧。正是因此，有学者批评道，职业相当性说会导致明知他人有入室盗窃的犯罪计划时，五金店店主出售螺丝刀的行为不可罚，而家庭主妇提供螺丝刀的行为可罚，从而导致刑事处罚的不均衡，有违平等原则。
网络中立帮助行为所侵犯的法益，实际上就是其所帮助的正犯行为所侵犯的法益。与全面处罚说针锋相对，限制处罚说主张限制对中立帮助行为的处罚范围。中立帮助行为的不可替代的程度，会受到中立帮助行为的技术难度高低和正犯实施犯罪行为的紧迫程度的影响。在这个背景下，刑法处罚网络中立帮助行为的收益明显大于其成本，因而网络中立帮助行为具有可罚性。
毕竟，后者可以通过自由的交易来获取自己所需的商品或服务。因而在本文看来，这种观点虽然打着利益衡量说的旗号，但实际上并不属于利益衡量说的范畴。
一方面，为了规避刑事法律风险，帮助者需要将可能具有犯罪意图的人排除在交易对象的范围之外。由此可见，考察刑罚目的的合理性和刑罚的有效性，旨在考察刑罚的绝对收益。
但是在刑法层面，网络平台服务商并非审查被帮助者是否具有犯罪意图的第一义务人，无须在第一时间完成审查的任务。刑法处罚中立帮助行为的收益与中立帮助行为的不可替代的程度密切相关。
一般而言，这份预期收益是比较微薄的，远低于刑事处罚这一预期成本。本文认为，正是由于两类中立帮助行为存在上述差异，刑法处罚中立帮助行为会给帮助者增加哪些负面影响，与帮助者所实施的中立帮助行为到底是业务性的还是日常性的密切相关。将具有社会相当性的行为认定为不是犯罪，当无任何争议。反之，正犯实施犯罪行为越迟缓，中立帮助行为的不可替代性就越弱。
但是，考虑到刑罚是对自由、财产乃至生命的限制与剥夺，是一种成本非常高的惩罚措施，刑法需要保持谦抑性。首先考察业务性的中立帮助行为。
因此，刑法处罚中立帮助行为，能够符合刑罚目的的合理性的要求。针对前一个问题，有学者纯粹地从帮助行为的内容角度来理解中立帮助行为的中立性，认为只要帮助者实施的是日常生活行为或业务行为，即便其与正犯之间存在犯意联络，其行为仍然属于中立的帮助行为。
刑法处罚日常性的中立帮助行为，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帮助者提供帮助的机会，增加帮助者提供帮助的时间成本。另一方面，上文已析，刑法处罚业务性的中立帮助行为，会大幅增加帮助者为了完成交易而需要付出的时间成本、人力成本等各种成本。
